这个中国最繁忙的办公室，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却极其有限。
[63] 在三个至上的同时，还有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要求。[73] 房屋拆迁，也是一些地区在农村征地和房屋拆迁中，相继发生多起致人死伤事件，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14] 这一规定很好地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辅助性和有限性理念。[38] 又如，《行政许可法》规定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一般期限，同时规定依法需要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鉴定和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节规定的期限内。比如说，社会效果好不好，要看当事人服不服、闹不闹，执法者就只有努力摆平，事实和法律可能就得放在一边了。有意思的是，反对党政一体化的声音此后在官方媒体上似乎消失了。地位日渐提高的政府法制人员对此必定深有体会。
[2] 一些研究中国法律的外国学者，也以他们的立场和视角来讨论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和距离。没有政企、政事的彻底分离，政府无法摆脱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题。二来两者背后毕竟有着不同的利益旨趣，不可能强求相同的实现机制。
因为原告所主张的乃是权利与义务关系，所求的乃是实现这一法律关系，而不是推翻一种意思表示，因此起诉期限应该类同债权请求期限，而不是除斥期间。原告必需举证证明政府已经做出征收决定，且承认征收决定的有效性—否则应该先通过撤销诉讼来获取救济。这是因为，不同权益的构成要件与权益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诉讼所要审判并确定的对象、进路、方法以及诉讼的构造也就相应地不一样。为此，我们不仅要从制度上对行政诉讼类型加以完善，更要确立以法律关系为标准来选择、适用相应诉讼类型的观念。
霍氏所言次生权利乃是基于侵权而生的赔偿权利，而不是任何诉讼请求权，比如要求履行合约的请求权恐怕就不是霍氏所言次权利，而属于霍氏所言的原权利范畴。那么，如果拆迁阶段发生了损害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事情并引发了赔偿法律关系，应当由进行拆迁的人民法院承担赔偿责任，而被拆迁人所应适用的法律途径，自然是国家赔偿法第38条所规定的司法赔偿程序。
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M]，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28. [23]就此而言，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学将具体行政行为称为行政处分，是极为到位的。因此，拆迁阶段不再产生征收机关与被拆迁人之间新的法律关系。图中的对角双箭头则代表着法律上的相反方。从现代自由主义法律原则来说，公民基于所有权的逻辑而拥有房产，就拥有着对抗一切侵犯该所有权的权利，包括国家在内的他人皆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之所以要关注这三个阶段之间的顺序关系，是因为征收作为产生、变更和消灭法律关系的过程，前一过程必然是后一过程的基础，后一过程的法律关系也必定是前一过程法律关系的产物，因此只有准确区分征收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才能明确各阶段的法律关系及其产生、变更和消灭的逻辑，进而设计相应的诉讼救济方式。从逻辑上来说，对所有权的征收和金钱上的补偿或以其他方式进行的补偿都是权力与责任关系的产物，两者并列，同时产生。第三，关于补偿给付诉讼之先行程序。2．补偿阶段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如上所述，政府基于主权者赋予的具有规范性的征收权力，生成了政府对公民房屋的所有权和对公民房产的补偿义务。
比如，如果张三对李四有要求李四作出某种行为的权利，那么李四就必然有着这种行为的义务，如果李四在法律上没有这样的义务，那么张三就没有这样的权利。在补偿给付之诉前当设置近似于行政赔偿诉讼之前的先行处理程序，以体现司法对行政的尊重，并留征收机关与被征收人之间协商的空间。
公民得享有处分土地的权力，可以为他人创设关于此土地使用许可的法律关系，如转让土地使用权。因此，霍菲尔德称赔偿法律关系为次生型法律关系，原本的权利一义务关系为原生型法律关系[20]。
前者体现为法律对相依责任方主张相反的豁免权的承认与尊重。这是目的与手段之间必然存在的人类工具理性关联所决定的：由于人类具有以推理和行为实现有目的的结果的能力，理性因而被归于人类。因此，第二序法律关系实际上揭示了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机制，从逻辑上展示了法律关系变化的路线图。3．拆迁阶段的法律关系 一旦房屋被行政机关征收，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就归属于国家，其就失去了基于房屋所有权、使用权而生的权益，只剩下搬迁义务，以免侵犯国家所有权。这一先行程序已经由《条例》中的补偿方案异议、协商制度所体现。在建筑违法的情况下，公民构建建筑的行为实际上既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等所宣示和维护的国有土地管理秩序，又侵犯了国家作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主体对土地的权利，因此，在公共土地管理秩序维护这一层面上，国家自然可以作为土地秩序维护人来行使公共权力，要求违建人拆除违建房屋，甚至强制执行。
第五，关于暂时权利保护制度。但本文想从法律关系的角度，主要以征收决定为例，阐释为什么针对这类决定，应该提起的是撤销诉讼呢？ 如前所述，权力与责任关系行为是依据行为人自我意志来建立、改变或消灭法律关系的行为。
如果原告不能提出被告已经做出有效征收决定，那么原告的补偿请求就失去了法律基础。三是对法律关系并没有准确理解。
为了避免被征收人为解燃眉之急而不得不答应其本不同意的补偿决定，法律应该规定暂时权利救济制度，即政府应当应被拆迁人申请，先行支付条件困难之被拆迁人一定费用，并赋予法院判决先行给付的权力。三、城市房屋征收中所涉及的诉讼救济类型 （一）针对征收决定和确认建筑违法、超期决定的撤销诉讼 征收决定和确认建筑违法、超期的决定都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一般而言要适用撤销诉讼，而现行行政诉讼法关于撤销诉讼已有充分规定，因此本文不打算多加阐述征收撤销诉讼的各种制度。
因此，针对征收决定的行政诉讼类型只能是、也必然是撤销诉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二序法律关系中的权力以及豁免所蕴含的正是法律主体凭借自身意志改变或免予既定法律地位被改变的能力。前者即公共行政管理行为，后者则是民法上的要求排除妨碍行为。因此，合意征收模式意味着无补偿无征收，征收是补偿的结果，补偿在前，征收在后。
最直接的依据就是《条例》没有采纳第一次征求意见稿中政府和2/3以上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之后才开始征收的规定。因此该案的实质与关键是征收补偿，而不是违法赔偿，故法院不能适用赔偿诉讼类型。
[10]也就是说，相反是指主体在法律上与另一主体处于相依关系时，其就同一客体不能同时有截然相反的两个法律地位，只能处在二选其一、非此即彼的位置，比如，李四对张三有义务作某一行为，那么，他对这一行为就不可能有特权，即不可能没有义务，不可能有不作为这一行为的特权（自由）。我国行政诉讼法只规定了重做判决，其内容是要求行政机关启动行政处理程序并作出明确答复，但没有规定给付判决[30]。
这是因为，一来两者毕竟是不同法律关系，一旦产生便各自有运行和实现的逻辑，不可能在物理上予以同步实现。因此，在拆迁阶段，有可能产生政府和被拆迁人之间的赔偿法律关系，被拆迁人得依法要求政府支付赔偿金。
即原告通过赔偿诉讼而不是给付诉讼来救济其实质为补偿的权利请求，而法院也通常以赔偿诉讼思维来进行审判。其中一个典型的免补偿事由就是原告建筑乃违法或超期建筑。它只能作为公共秩序管理者来维护秩序而不是作为土地代言人来自我实现权利。那么，在征收过程中，是什么导致产权的丧失呢？是什么导致所有权不能对抗公权力呢？如果从霍菲尔德所界分的权力与责任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就能予以合乎逻辑的解释。
也就是说，作为意思表示形式的行政处分决定或具体行政行为，在严格意义上，是不可能侵犯权利并生成次生赔偿法律关系的。同时，因为第一序法律关系的界定需要官方行动，而第二性法律关系主要取决于法律主体自我意志，故可将第一序法律关系称为法定主义调整的法律关系，将第二序法律关系称为（法律主体）意定主义调整的法律关系[12]。
执行后致人损害的司法判决类行为，之所以用特殊的司法赔偿途径来处理，乃是因为司法行为通常是程序严密之权利处分行为，属于权力一责任关系范畴，不仅涉及司法权威与司法独立，也涉及司法人员之独立，故必须用特殊程序加以处理，以协调人权保障和司法独立、程序自治等价值。换言之，被告政府得基于《条例》第24条第2款主张原告建筑乃违法、超期建筑，从而否定原告的补偿请求权。
即使主权者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这种补偿责任也仅是道德责任、政治责任，无论如何也上升不到法律义务的层面。霍菲尔德法律关系学说。